黎笋长子2017年揭秘:越南为何对华开战?多重因素引爆战火
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凌晨,战斗在边境线上打响了。
二十二万五千人的部队从两个方向进入越南。
世界被这个动静吓了一跳。
毕竟在这之前,两边还说着同志加兄弟这样的话。
仗只打了二十八天。
但后面的事情拖了十年还多。
边境上的枪声停了,可两边的人谁也没撤干净,就那么互相盯着,一直盯到一九九一年。
这十年光景,账本上的数字很难看。
关于为什么打起来,说法一直很多。
有人提华侨的事,有人提柬埔寨的事,也有人指着地图上的南海。
这些说法都摆在那里,听上去都沾点边。
但它们好像都没说透最关键的那一点。
最关键的一点是,越南那边到底怎么想的。
他们刚跟美国人耗完,自己家里一片破烂,按常理不该再惹事。
可他们偏偏就做了这个看起来最不划算的决定。
这个决定背后的账,他们自己是怎么算的。
很多年里没人知道他们到底怎么算的这笔账。
官方的文件不会告诉你这个,回忆录也总是写得滴水不漏。
真正的计算过程往往锁在几个人的脑子里,跟着他们一起老去,最后被带走。
转机出现在二零一七年。
越南一家叫VTC News的媒体,找到了黎笋的儿子黎坚成,让他说了些话。
老人年纪很大了,说话很慢,也没什么情绪。
他讲的是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那天,以及那天之前,他父亲房间里发生的事情。
那些事情决定了后面二十八天,以及更久的十年。
【一】胜利后的迷失方向
1975年4月30日,坦克开进了西贡的总统府。南北统一这件事,在那一天算是画上了句号。
仗打完了。一个民族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,好像终于能痛快地呼出来了。西贡街头上全是人,士兵被围在中间,脸上的笑有点僵,但那是真高兴。
那种高兴劲儿太冲了,冲得人有点头晕。几十年的仗,流了那么多血,等的好像就是这一天。历史书里说的“伟大时刻”,大概就是这副样子。
胡志明没看到这一天。他在1969年9月2日去世。他讲的是“竹子外交”,要柔韧,要会弯,但骨子里是硬的。他知道小国该怎么在大国中间找缝儿生存。
后来管事的是黎笋。1976年7月2日,国名正式改成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,他是最高领导人。风格全变了。
他是从南方的丛林游击战里打出来的。看问题的方式,带着很深的战壕痕迹。政治在他那里,很多时候是军事问题的延伸。能用拳头解决的,就不太想用别的方式。
这也不能全怪他。刚刚把美国拖垮的国家,有资格自信。纸面上看,几百万打过硬仗的兵,堆成山的苏式美式装备,东南亚这片地方,论拳头确实没谁比他更硬。
这不只是军事胜利,是个符号。冷战格局下,一个小国扳倒了一个超级大国,这故事太提气了。第三世界很多地方都在看河内,眼神里有点崇拜的意思。这种被捧着的感觉,容易让人脚底发飘。
胜利的副作用,就是让人误判自己的力气。觉得还能干点更大的。
仗打完了,按理说该修房子,种地,让老百姓喘口气。经济被炸得千疮百孔,这才是最要紧的事。可地图挂在墙上,看久了,心思就容易活络。觉得越南的边界,不应该只是画在地图上的那条线。
责任变重了,或者说,自己觉得责任变重了。想在印度支那当个头儿。想法听着挺宏大,就是有点费国力。一个刚打完仗的人,最需要的是坐下来喝口水,而不是想着去跑马拉松。
但那时候没人觉得累,只觉得浑身是劲。
【二】援助关系的微妙变化
回头去看那几十年的援助,账是算不清的。从1950年到1978年,差不多两百亿美元送过去了。九成以上是白送,不要还的。那会儿我们自己也不宽裕,刚建国,百废待兴,钱和东西还是成车皮地往南边拉。
不止是东西。三十多万人过去了,高炮兵,工程兵,铁道兵。北方的兵,钻南方的热带林子,水土不服,疟疾瘴气,还有天上不停掉炸弹。一千多人留在那儿了,埋在异国的土里。
早些年抗法的时候,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后援。自己边上还在打朝鲜战争,顾问团还是派出去了。奠边府那个大胜仗,背后有中国顾问的影子。这话现在提的人少了。
后来抗美,规模更大。枪炮,粮食,药品,还有外汇。运过去的物资,论吨位是个天文数字,几百万吨。具体数字不同资料对不上,但那个量级,想想都吓人。铁轨炸了修,修了炸,我们的铁道兵就在那一段路上来回熬。
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味的呢。大概是仗打完以后吧。
不需要救命了,对救命恩人的态度,就会起变化。觉得当年的援助,或许也不是那么纯粹。觉得背后总有点战略算计,是把越南当缓冲地带,当棋子用。这种想法一旦冒头,再看以前的事,味道就全变了。
这心理也正常。一个刚成年的孩子,总想挣脱所有过去的襁褓,证明自己能独立行走。哪怕那襁褓曾经是保暖的。他要的是绝对的、不容置疑的平等尊重,甚至畏惧。可大国周边的小国,要得到这个,从来都不容易。
心态先于现实,发生了转折。后面的路,就走得有点拧巴了。
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
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关系,在1960年代末期出现了裂痕。这种裂痕对越南的外交路线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。
中苏两个大国从理论上的争吵,逐渐演变成了全面的对抗。这种对抗不止停留在纸面上,它最终落实到了具体的军事部署和行动上。
分歧的种子埋得更早。斯大林之后,苏联的新方向和中国坚持的路线,在如何看待世界革命这个问题上,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。
双方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看法上,都开始背道而驰。
1969年3月2日,珍宝岛的枪声是一个明确的信号。它标志着某种对抗已经走到了临界点。
此后漫长的边境线上,双方陈兵百万。局势紧张到,据说一方曾认真考虑过对另一方的核心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。那种对抗的激烈程度,今天看来依然有些超出常理。
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被迫站队。原本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,实际上已经分裂了。
这对越南来说是个难题。它处在一个必须做出选择的位置上。
选择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,它直接关系到国家能获得多少实实在在的援助。两边都在极力拉拢河内。
然后,一个更让越南方面感到措手不及的变化发生了。1972年2月21日,尼克松的飞机降落在北京。
中美关系的解冻,对刚刚还在和美国进行生死搏斗的越南而言,冲击是巨大的。从河内的视角看,这几乎难以理解,甚至像是一种背叛。
中国的战略考量有其自身的逻辑。缓解北方的压力,为国内建设创造条件,这步棋从地缘政治上看并非不能解释。
但站在越南的立场上,这种解释苍白无力。他们更愿意相信,之前的援助是一种战略投资,而非纯粹的革命情谊。一旦战略需要改变,投资也可以随时撤出。
就在这个微妙时刻,苏联加大了筹码。
从1973年左右开始,莫斯科的援助变得空前慷慨。大量的先进装备被运往越南,从米格战斗机到萨姆防空导弹,再到主战坦克和火箭炮。越南军队的装备水平,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肉眼可见的提升。
战争阴霾下的政治表演
1979年2月17日,战争爆发了。
同一天晚上,河内在举行一场婚礼。黎笋的儿子黎坚成在那天结婚。边境的炮火和首都的婚宴,构成了那个夜晚最奇特的对比。
根据黎坚成多年后的回忆,婚礼日期是早就定下的,一切安排就绪。在越南的文化里,改期很不吉利,对高层家庭而言,还可能传递出不必要的恐慌信号。
所以,婚礼照常进行。
那天下午河内还下了场大雨,二月里很少见的大雨。雨水敲打着街道,但没能改变任何计划。
地点在黄耀街5号,一栋带着法式风情的老建筑。晚上六点半,仪式准时开始。
新娘穿着奥黛,新郎穿着西装。场面看起来和任何一场体面的婚礼没什么不同。
不同寻常的是宾客名单。越南党政军的高层几乎全数到场。黎笋本人,已经被边缘化的长征,国防部长武元甲,总参谋长文进勇,这些人都在。
在战争爆发的当晚,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出现在婚宴上,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政治动作。
更戏剧性的是战报的传递。前线的紧急电报被送到宴会厅,服务员把它们递到主桌。黎笋接过,看完,平静地传给旁边的武元甲。武元甲看完,也只是点点头。
黎坚成后来描述,他父亲当时甚至还在和客人开玩笑,说今天是个好日子,什么事都会有好结果。领导人们谈笑风生。
这是真正的镇定,还是一场精心排练的表演。
有越南学者后来分析,这主要是一种政治姿态,为了稳定人心,显示领导层的团结和掌控力。从常理推断,这种分析是对的。在那种时刻,最高领导人的任何一丝慌乱,都会被无限放大。
但表演无法掩盖事实。事实是前线的局面急转直下。
中国军队从东西两线推进,攻势和规模都超出了越方的预估。不是数量上的优势那么简单,对方的作战意志非常坚决。这和战前的一些判断,可能不太一样。
东线的防线很快被突破。西线的情况也差不多。到当天晚上,中国军队已经向纵深推进了相当一段距离。
婚宴上的战报一封比一封紧迫。边境失守,据点丢失,部队后撤。这些消息都被送到了那些举杯微笑的领导人们手中。
表面的平静之下,压力是存在的。武元甲会不时看表。文进勇会找机会和同僚低声交谈几句。黎笋甚至在婚礼中途离场了十几分钟,进行了一次短暂的紧急磋商。
黎坚成还记起父亲在婚礼后对他说的一句话。黎笋说,今天是你人生的重要时刻,也是国家的重要时刻。希望你们这一代能更聪明,别再犯同样的错误。
当时他不明白。很多年后,他或许明白了一点。
当婚宴的喧嚣散去,远处的炮声或许只是隐约可闻。但很多决定,以及决定背后的代价,在那个夜晚就已经注定了。直到几十年后,当亲历者开口,一些被尘埃覆盖的细节才重新浮现出来,让人们得以窥见那个复杂时刻的一角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