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1年卢鹤绂归国:王淦昌、邓稼先、孙家栋、钱三强等“两弹一星”元勋背后的老师和中国核能秘密的最早揭秘者
1941年卢鹤绂归国:王淦昌、邓稼先、孙家栋、钱三强等“两弹一星”元勋背后的老师和中国核能秘密的最早揭秘者
1941年秋,香港启德机场,沉闷的空气里混杂着战时的紧张气息。卢鹤绂,27岁,身穿一件显得臃肿的大衣,手里拎着沉甸甸的行李箱,被安检人员仔细盘查。那年头,许多从美国归来的中国人都被怀疑带着黄金、药品,甚至情报。
而这位年轻人身上的“重物”,打开一看,尽是密密麻麻的物理学著作、实验笔记和技术资料。这一幕,后来成了不少同行口中的“老故事”——这些书和资料,陪着卢鹤绂,一路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走回了被日军铁蹄肆虐的中国大地。他的出身不凡,父亲是留美归来的机械工程学家、天文学家,还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;母亲则曾公费留学日本,与秋瑾是相熟的校友。
家中书香浓厚,带着一种“天生要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”的气质。美国博士论文《新型高强度质谱仪及在分离硼同位素上的应用》,早早就被美国政府列为制造原子弹的绝密资料,可他一句“我要与国人,共赴国难!”放弃了舒适的科研环境、诺贝尔奖的评选机会,悄然踏上归国路。
机场的风有点咸,带着海边的湿气——临别时有同学悄悄说,“要是他留下,不知美国会出几个诺奖得主。卢鹤绂跟着流亡大学,辗转贵州湄潭等地,日子清苦得很。山洞里写书稿,破庙里点油灯讲课,窗外常听见蛙鸣与山风。
缺实验设备,他就捡起理论物理的教鞭,带着一群渴望科学的青年,咬牙坚持。湄潭的老乡们偶尔还会记得,那年头这些“戴眼镜的先生们”会去镇上换点粮食,背着一把旧伞,路过时总是低头快走。就是在这样的湄潭山沟里,卢鹤绂点亮了中国核能研究的星火。
油灯下,他最早提出热离子发射的同位素效应,发明“时间积分法”,首次精准测定锂7与锂6的丰度比,后被国际学界沿用半个多世纪。他还首创核半径的新计算公式,提出早期原子核壳模型——这些在当时都走在世界前沿。最难得的是他自制仪器,在1948年首次在中国观测到铀核裂变。
贵州方志里还记着,抗战后期的湄潭,大学学人云集,让这片偏远之地多了许多“书卷气”。有老人说,那会儿经常看到破庙里亮着微弱的灯光,一群年轻人坐在草席上听课。1945年8月,广岛、长崎上空升起蘑菇云,世界为之震动。
可就在蘑菇云还未散尽时,卢鹤绂已应邀在《科学》等学术杂志上发表《原子能与原子弹》等重要论文,率先公开估算铀235原子弹和链式反应堆的临界大小,用简明方法和精确的理论推导,揭开原子弹爆炸以及链式反应的原理。国际物理学界很快注意到这个来自中国西南山沟的声音,说他是“第一个揭示原子弹秘密的人”。更让人动容的是,卢鹤绂在论文中特别写明,核能的希望“不在军事而在增进人间之幸福”。
这话流传开来,后来有弟子回忆,老师在课后反复叮嘱他们:“科学归科学,别让它沾了血。” 新中国成立后,国家决定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,打破核垄断。卢鹤绂被调往绝密的“546信箱”培训班,成了新中国核武器人才的“总教头”。
王淦昌、邓稼先、孙家栋、钱三强、钱学森、郭永怀、赵九章……这些后来如雷贯耳的“两弹一星”元勋,都曾在他的课堂下静静聆听。
培训班的老照片里,卢鹤绂总是穿着朴素,有时一身蓝布中山装,神情专注地和年轻人讲解公式。
一位南京老物理教师回忆,那批老师有个习惯,下课总爱在操场边踱步讨论,有时天黑了还不进屋,边走边推敲公式,手里常捏着粉笔头,在地上比划着推导。
“那个年代,南京的冬天冷,大家手冻得直哆嗦,也没人叫苦。
他的“卢鹤绂不可逆性方程”,成为世界物理学史上罕见地以中国科学家命名的方程。
约翰·巴丁,两度问鼎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国科学家,曾直言:“如果卢鹤绂不离开美国,肯定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”后来他和妻子吴润辉的合影,被不少学生留作珍藏。
即便晚年,卢鹤绂依然在科学前沿与权威“叫板”,与弟子合著的论文被国际学界誉为“开辟了挑战爱因斯坦的新方向”。
美国科学院居然专门投巨资发射卫星,对他的理论进行科学验证。
南京大学老档案里,还保存着他晚年留下的8大提纲44项研究进展,自己说发表的论文不过是研究内容的十分之一。
1998年,美国科学界在休斯敦为他建立实验室并安放铜像,主流社会中这是第一座、也是唯一一座中国科学家的雕像,与孔子、孙中山并肩。
休斯敦华人圈里每到清明节,总有人前去擦拭雕像底座,有年轻学子站在铜像前低声念叨着老师的故事,就像那年夜里油灯下的山洞,一点星火,照见后人。
有年初春,南京城里柳絮正飞,一位老教授偶尔说起卢鹤绂,语气里满是惋惜:“他带出了七位元勋,自己却没进那个榜。
”说完自顾自地推了推老花镜,转头去找一本泛黄的课本。
门外传来自行车铃声,有学生模样的人匆匆赶来,夹在腋下的正是那本写着“卢鹤绂”名字的教材。

